讲座 | 缅怀袁隆平院士 旅法学者线上讲座成功举行
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与国际合作前景 —— 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说起
2021年6月19日，为缅怀“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中国旅法工程师协会、中国留法人员农业学会、西南大学法国校友会联合举办了以“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与国际合作前景 —— 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说起”为主题的线上讲座活动。
讲座邀请了袁隆平院士助理、研究员黄崎博士，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欧美同学会法比分会常务副会长刘公社博士和法国INVIVO公司研发部经理、中国留法人员农业学会会长翁芳芳女士三位嘉宾。他们从袁隆平院士的品格与科研成果出发，内容涉及中国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未来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趋势以及中法两国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发展前景。讲座由中国旅法工程师协会会长龚笃晟与西南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倪金城主持，60多位听众参加了这次线上讲座。
黄崎博士陪伴袁老工作十多年，他通过工作中的故事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袁老的伟大之处。
一、为什么是“杂家水稻之父”？利用“杂交优势”理论作为水稻育种的方式，在袁老以前有科学家提出过。最早提出来的有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约百年前就进行了探索，但一直以来没有真正做成功。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这些探索可能只是一些科学的火花，并没有真正的实际应用价值。袁老49年考入西南农学院，53年毕业，毕业后一开始并不是做水稻研究，而是搞红薯研究。但是他发现中国人对红薯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还是喜欢吃稻米，于是他从1964年开始转而研究水稻。根据当时的科学认知，无论是美国科学院还是前苏联科学院都一致认为水稻由于消耗农业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太大，加上它是自花授粉，而且花朵很小，无法用杂交的方式传递别的物种的优势基因以增加产量，因此可能不能成为未来人类的主要粮食。
袁老对水稻产生浓厚兴趣是因为他偶然在田间发现了天然的、长得很高、很壮硕的稻子，他就开始研究这个现象，他觉得这些稻子可能就是天然的杂交稻。于是他坚定信念，查看了几万株这样的杂交稻并进行研究，找到了一个组合，发现是可以通过杂交的方式使其后代提高产能的，并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通讯》上发表了划时代的一篇文章——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即自花授粉的水稻，如果需要杂交，就一定要把雄花和雌花分离，得到“女儿稻”。这是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奠定了水稻杂交的理论。这篇论文当年5月就翻译成了英文并加以发表，袁老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阐述了水稻的可杂交性，是水稻杂交理论的奠基人。
二、将水稻的杂交从理论推向了实践。从三系（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配套到两系法，这是他老人家一生都在做的工作。对于水稻的不育性可以通过光敏和温敏的调节进行不断变换的现象，几十年来，他一直对此进行研究，并将之系统化、工程化和产业化，让普通的农民都能够掌握这个育种技能并大规模种植。这让中国在水稻领域始终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遥遥领先。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查阅外国文献，一切成果全凭自己的研究和摸索，所以是绝对原创！中国目前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约2.5亿亩，在全球推广了大概8000万亩左右。
三、在农业生产中持续扩展杂交水稻的应用。例如“超级杂交水稻”的提出，他在亩产、品质、抗性等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公顷产量从5吨、6吨、8吨、10吨、15吨到16吨，目前在冲刺18吨的产量。近十几年来他还持续研究“耐盐水稻”，虽然目前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但这项研究对中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沿海加内陆总共约有2亿亩可种植的盐碱地，一旦此项技术得以突破，就是为中华民族找到了另一个巨大的粮仓。自袁老关注这个课题和开展研究以后，促成了全国研究这个课题的热潮，目前耐盐水稻的研究进展非常迅速。要知道前期几十年，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关心的话题。他正在做的还有“第三代杂交稻”的攻关，是根据三系和两系的优缺点，扬长避短，继续提高品质和产能，这项成果近期应该可以通过验收。这将再次提升中国杂交稻研究在全球的水平，为中国的粮食安全继续做出巨大贡献。
四、具有广阔的胸怀。三系法能成功的关键材料，是因为当年在海南发现了一株天然的“雄性花粉败育”的女儿稻，袁老命名为“野败”，有100%的稳定的遗传性。目前全世界杂交水稻家族里约有90-95%都来自这一株“母亲”。袁老发现野败后，并未占为自己独有，他马上分发到全国18家单位开始研究，在这个领域也因此产生了一大批院士和杂交水稻界的领军人物，如大家熟知的颜龙安院士、谢华安院士等，他们当年都利用这一株“野败”组合得到了科研的突破。袁老没有因为是自己发现的“野败”，而独自开展研究，以博大的胸怀加速了三系法的完善和推广。此外，最先发现水稻不育性的光敏和温敏特质的也不是袁老，而是湖北仙桃的一位叫做石明松的农技人员，他当时只是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他没有掌握系统性规律。他找到袁老，袁老听了以后十分高兴，当场决定从自己的袁隆平科技基金里面拿出资金来支持他的研究。当时这个两系的研究从学术角度而言是有很高风险的，袁老早已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两系法是优于袁老的三系法的，如果做不成功，也会影响袁老的声誉。袁老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要做，提高杂交稻效率，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利。他亲自给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写信，于1987年开始立项，组织团队开始研究攻关，这个研究成果在201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还有，在耐盐水稻的研究方面，民间称之为海水稻，也是争议很大的，海水的盐度达到了3.5%，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袁老坚持要走这条路，他认为：中华民族历来的战争和灾难都离不开粮食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必须有人来做，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心，一代做不成，下一代继续做。
五、有一颗平常心。袁老从来不摆架子，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拜望袁老，身边的同事经常为袁老拦截各类探访人员，但是有一类人，工作人员从来不敢拦截——农民。若是有农民前来探望袁老，有人拦住的话，袁老就会生气，特别是那些几十年前跟袁老一起育种的农民和“土专家”，都是他的老朋友，从来没有距离感，他最喜欢别人称他为“袁老师”。
从以上五个方面，黄崎博士向我们展示了袁老这个既平凡又伟大，既不可多得又不可多见的科学家。
关于杂交稻目前的世界地位，黄崎博士举了一个例子供大家参考：美国在50年代的时候就认为水稻可能不能成为人类的主粮（消耗农业资源太大），于是他们从原来的3000万亩水稻农田的规模开始逐步消减至800万亩。自袁老亲自前往美国进行推广，他们正式决定从中国引进杂交水稻之后，美国的水稻规模恢复到了约2200万亩，目标是恢复至以前的3000万亩。后期恢复的1400万亩都是来自于袁老杂交稻技术的支持，每年按比例向中国交知识产权费，300-800万美元不等，中国科学家持续20多年收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费的案例，可能袁老是独一家。
黄崎博士最后谈到水稻的未来发展。目前来说，中国在杂交稻这一领域是遥遥领先的，目前的研究方向之一是通过“植物工厂”的方式来培植水稻，现在实验室达到了50多天种一季水稻的水平，且基本模拟出全套生产环境。这个技术已经在新疆的一个7300平米的农场中进行牧草的培植试验，有可能为新疆建10个类似的工厂。黄崎博士表示，在这个领域，非常希望与法国的同行，特别是智能化领域的专家开展合作，因为植物工厂大约20%是农业技术，其余的80%都是现代工程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袁老曾经有一句话：用工业文明的一切成果为农业服务，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欢迎那些对农业有情怀的智能化领域的专家能够参与到未来中国数字农业的发展。
刘公社博士向大家做了题为“学习袁隆平创新精神，促进中法友好交流”的报告。
袁老是农业领域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有一个最高科学技术奖，在农业领域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是袁隆平先生，第二位则是北方做小麦研究的李振声先生。袁先生首先获得这个奖项并不意外，因为中国目前所有农作物里面，水稻是最重要的，而袁先生工作的创新性和影响力都是超强的，毫无争议。在大豆、瓜果和蔬菜等领域的研究还达不到这个创新影响力，目前获得这个奖项的农业专家仅此二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
刘公社博士2017年在北京雁栖湖听袁先生做报告并与他有几分钟的交谈。刘博士对袁先生的第一印象是老人家非常平凡，认真听，仔细答，和蔼友善。而且袁先生穿着朴素，在这一场有国内外百名院士参加的会议上，他仅身着一件蓝色T恤衫，讲话直奔主题，没有套话和恭维之辞。
2018年，刘博士在海南参加了海水稻国际论坛，这个论坛也是在袁先生的支持下有国内外同行出席的研讨会。针对社会上关于水稻在含盐量高达3～5%的海水里根本无法生长的质疑，袁先生客观理性地解释和纠正了社会上误解，明确定义了“耐盐水稻”，即：种植在含盐量0.3%的环境里，籽粒亩产超过300公斤的水稻。袁先生同时指出，在他之前菲律宾、印度等国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但是要在这么高含盐量下达到这么高的产量也是不容易的，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已经超过这个单产了。通过这次会议，袁先生传达一种学术观点：耐盐水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是一个民族拓展生存资源的重要途径。以此，他直面回应了社会争议。
袁先生在学术上一直追求真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米丘林学派非常盛行，摩尔根学派做的人很少，属于另类，困难重重，但是老人家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就认准了摩尔根学派这个方向，现在看来，老人家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之后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对于三系法的研究，在袁先生之前的确有人对于植物的杂交制种有一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一般都是适用于“异交”植物，而对于“自交”植物，需要有一个开创性的技术路线，并实践做出产品来，袁先生是第一位，这充分体现了老人家的远见卓识和坚强的毅力。要做成有杂种优势的杂交品种，既要有理论和方法，又要对成千上万的组合进行测试，才有可能获得杂种优势强的组合。他带领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培育出了新品种，所以说袁先生荣获“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当之无愧。对于两系法，在袁老的推动下，中国取得了大规模原创性的研发成果。最后，袁老推动了耐盐水稻的研发，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顺利开展。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不容易，而袁老先生这几件事情都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袁老可谓是：心中永远有梦想，步步登高，卓尔不凡。
谈到中法农业合作的历史，刘公社博士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故事：中法1964年建交以后，两国都愿意进行一些合作，在农业领域，1979年中国赠送了一批梅山猪给法国，梅山猪是黑色的，产子率特别高（16头），当时欧洲的产子率比较低（8头），进行杂交后提高了猪的繁殖能力（8-12头），后来整个欧洲都因此获益。在1974年，法国蓬皮杜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送给周恩来总理50头利木赞肉牛（Limousins de bétail）作为国礼，但是这些牛在内蒙古放了很久却没有得到发掘利用，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不发达，人们吃不饱肚子，顾不上这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另一方面，当时法国的这批牛是专用肉牛，而中国当时的牛大多是耕牛。
说来刘公社博士的科研生涯与袁先生早期有类似之处，袁老是从最初的红薯研究（小作物）转到杂交稻的研究；刘博士起初则是研究向日葵的，后来转而研究羊草。刘博士的法国导师在国际上是“杂交向日葵之父”，因而他曾梦想让中国也能够处处都有壮观繁茂的向日葵园。可是，当他1986年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到内蒙古高原去考察时，发现草原上的草长得不高，牛羊都吃不饱，种的向日葵产量很低，还可能导致草原退化，所以他认为在草原上种植一年生的向日葵前途不大，但他已经为此付出了近十年的代价，此后他转而研究羊草。
羊草如水稻或小麦一样，是一个物种，多年生，适生区非常广泛，特别是在中国内蒙古东部以及吉林、黑龙江一带。刘博士认为，这样的乡土植物资源，如果能够开发出一种优质的牧草，将会大大改善草原的质量。随后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做羊草研究，撰写了5本书，发表了近百篇论文，申请了22项专利，并成功将野生羊草驯化和稳定，获得了“中科羊草”5个品种的证书。如今他的羊草品种开始在中国北方大面积应用，法国利木赞肉牛第一次吃到了“中科羊草”，中法杂交牛目前每年能够生产3000头以上，法国牛肉也逐渐进入寻常百姓餐桌。
所以，刘博士认为，我们学习袁老的创新精神，就需要面向社会重大需求设计和坚守自己的研究方向，专心事业，做大产业。中国目前有60亿亩草地，羊草的种植面积才只有几百万亩，刘博士希望能够在未来10年，改良上亿亩的草原，特别是改良那些生态严重退化的草原。很多草食家畜，如奶牛、肉牛、羊、驴、鹅都喜欢吃羊草。
对于未来的中法合作，刘博士认为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加强，特别是争取欧洲各国一同参与，将会更有成效。尤其是在巴黎协议的框架下，中国非常重视“双碳”（碳达峰、碳中和），草原有森林1/3的碳汇功能。相比于高大的森林，草原可真是一支“地下部队”，其根网发达，地上看到1公斤，地下可能潜藏10公斤甚至19公斤的碳，因此草原和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是惊人的。随着碳汇价值的增加，草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也会水涨船高。
随后，中国留法农业学会会长翁芳芳女士向大家做了“法国农业概况与启发”的报告。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重中之重，袁隆平老师曾经说过：“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法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农业大国。众所周知，法国是高傲的高卢雄鸡，当我们了解到法国的农业，就明白这只雄鸡骄傲的资本。法国国土面积55万平方公里，人口6500万，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2万美元。法国虽然只有中国的四川省加重庆市那么大，却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农业产量和产值居欧洲之首，其产值占欧洲的五分之一，是欧洲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代表。从产业而言，法国是欧盟最大的粮食生产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世界和欧盟第二大葡萄酒生产国，欧盟最大农业生产国和农副产品出口国，欧盟第二大和世界第五大牛奶生产国，世界最大甜菜生产国以及欧盟最大油料生产国。
为什么法国的农业能够如此发达？首先归功于农业政策的宏观调控。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大框架下，欧洲各国实行供给目标、收入目标和市场目标共同分享和统一控制，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产品市场。这些国家共同遵循三个原则：统一市场原则，保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共同体优先原则，在不禁止从欧盟之外国家进口农产品的情况下，欧盟内农产品贸易拥有优先权；财政一致性原则，在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实行共同的农业预算。法国的每个农民都受益于这些政策，所有农业活动都有机会得到欧盟农业政策补助。一直以来，法国是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获益占欧盟农业补贴的四分之一。
再来看看法国的乡村政策，法国1945年二战之后也遇到过饥荒，但是她用了20-30年就实现了乡村振兴。法国的这个“乡村振兴计划”有3个特点：一是明确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以及递进式的政策指向：1945-1967年，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力；1967-1982，法国重点投资基建，设立全国农村乡村基金，投资道路和铁路建设；1982-1996，推进各大省区个性化特色化农业发展；1996年以后，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旅游，提出追求卓越乡村。二是注意区域平衡：法国的国土开发政策，主要目标就是解决城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分类分区，政府财政对薄弱地区大力支持，共有1.2万乡村复兴区，提供豁免雇主社保分摊金和税收、财政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政策。
从国家宏观调控而言，政府出台了《农业指导法》，《农业保险法》等一系列法规，起步很早。到了1970年左右，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高，实现了良种化、电气化和化学化。1970-1980，法国已经开始出口，出口率达到了生产能力的1/2。更重要的是投入高，每年10%用于研发的公共经费都用于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袁老曾经说过“要发展农业科技，舍不得花钱是不行的。要想多收获，就得多施肥。”，和法国这些先进的理念不谋而合。法国现在已经开始新的农业转型，提升农产品技术含量，把科技领域尤其是生物、机械、化学、电子等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创新型农业体系，鼓励新型生产经营公司。今天的法国农业，正在迈向集约化、精准化、智能化、数据化道路。
法国农业除了具备完整的农业科研体系、种子基因技术、生物杂交技术、在病虫害防治和农业肥料方面卓越发展之外，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农民高学历”计划，所有农民“持证上岗”：只有取得高中以上学历，并持有农业技师证才能够独立经营农场.农场的工作人员也必须有相关证书。农闲时期，法国也会组织对农民的培训。翁芳芳会长虽然已经是一位农业工程师，但每五年她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培训以更新专业知识。
法国农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产业链模式与专业化、标准化。产业链运营，即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部门、组织机构及关联公司，以价值链、信息链、物流链、组织链等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农民只是这个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专注于种植或饲养。专业化运营即产业分区，如诺曼底地区的奶牛养殖带、香槟省的葡萄种植与加工带、巴黎大区的粮食种植带、布列塔尼地区的食品加工产业、卢瓦尔大区的园艺和蔬菜先进区等等，真正形成了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的格局。生产标准化，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涉及生产、加工、流通各个领域的跟踪。农业产品品牌化，提高农业附加值和溢价力，增强农业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这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这个方面有很多著名例子和公司，如达能奶制品、雀巢咖啡、依云矿泉水等。
谈到中法农业合作，正如把动植物产品做成美食一样，丰富多彩，回味悠长。袁隆平爷爷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引用过一句名言“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的出处是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疫苗学家巴斯德教授说的：La chance ne sourit qu’aux esprits bien préparés。我们如果预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成功就会向我们招手，中法农业合作的目的也是为了中法双方取得更大的成功。中法农业合作的领域非常广，项目也很多，涉及葡萄酒、肉牛、猪肉、种禽（蛋）以及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农民合作社组织，联合实验室等各个方面。刚刚过去的6月1日，中法两国农业部召开了“中法农业科技合作研讨会”，提出了新的合作重点，包括农业科技、食品安全、农产品加工、畜牧和动物卫生领域。
中法农业合作的典型案例，首先要提到的是“分子育种-植物表型”方面的合作，法国的育种产业在欧盟众多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2018年南京农业大学与法国国家农科院（INRAE）合作的中法植物表型组学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被列入中国教育部“首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项目”。其次是中法肉牛研究与发展中心项目，在内蒙古自治区，法方将指导建立一个示范农场，可容纳150头繁育的母牛和牛犊，随后向其它省份推广。位于四川眉山的“中法农业科技园”项目，将打造一个中法国际乡村风情园，中法智能蔬菜工厂，葡萄种植及葡萄酒试验基地，分子育种农业产业基地等。在农业科教领域，中法两国也在合作开发教材，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和交流。最后一个案例是茶产业，法国茶消费者日益期待品尝到法国本土生产的茶叶，考虑到法国的水土，布列塔尼和比利牛斯山脉西部潮湿的地区适宜种茶，法国也期望学习中国种茶的专业技术，法国农业部将与中国合作，发展相关领域的农业职业培训课程。
最后，翁芳芳会长借用袁老的话结束了自己的报告，“建设新农村，农业科技人员大有可为”，“在电脑里种不出水稻，在实验室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田里面才种得出水稻”。让我们脚踏实地、携手前进，共创美好的新农时代。
三位嘉宾的报告结束后，进入问答环节。主持人倪金城向嘉宾们提出了大家问得最多的几个问题。
问题：中国的农民需要购买种子才能种植杂交水稻，在购买种子的过程中对农民有没有什么限制？能否未来有一天，农民可以自由种植杂交水稻不需要再购买种子？
黄崎博士回答：目前种植杂交稻，一定是要买种子的，农民用的都是第一代种子，到第二代就会出现优势分离，造成产量和饱满度下降。未来应该有可能，因为随着三系法、两系法的研究，现在已经有农业科学家在做试验尝试一系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水稻育种的科研成果是受到国家保护的。
问题：在科研的道路上，如何找准科研的课题和方向，如何发现问题？得到一定科研成果后，如何确定下一步的科研计划？当科研成果转化为很好的产品的时候，科技人员如何让农户进行利用并投入生产，然后逐渐推广应用？
刘公社博士回答：袁老的科研生涯，以及刘博士导师李振声院士的科研生涯都是典型的例子。李振声院士最初是研究草类植物的，但是1950年代，人们吃不饱，首要任务是解决粮食问题，所以成就了他是小麦专家。刘博士开始做向日葵也很有建树，但是在国内被认为是小作物，由于缺科研经费而无法继续，后来转而研究草种资源。总之，农业科学不像数理化学科那样有很强的理论性，农业科学是一种应用科学、工程科学，即使在机理不清楚的时候也可以做工程研究。如育种，在人们不一定完全理解杂种优势机理的时候也可以做出很好的杂交种，社会需求是第一动力。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学机理研究的不断突破为育种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这就意味着自然科学理论的推动力越来越大，例如分子设计育种、分子模块育种，就是人们对基因、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和功能了解清楚的前提下，可以先进行人工智能设计，然后再实现产品创造。
一个科学家做出成果以后，还需要做一些科普工作，也需要对科技成果的推广进行技术支撑，否则很容易使成果“胎死腹中”。刘博士的科研成果出来以后，还对技术人员、农民、政府官员进行了大量科普工作，甚至进行现场试验示范，才得以推广。
在取得一定成绩，还希望继续前进的时候，袁老其实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科学永无止境，真正钻研进去以后，会有很多失败的教训、遇到的奇怪现象和感兴趣的课题，那种对未知的渴求与探索是科研的原动力。
关于年轻人对研究方向的选择，刘博士建议眼光要放长远一些，有的人对金融、人工智能等当前的热门学科感兴趣，同时也可以思考：未来中国50年真正的重大需求是什么？如今中国有18亿亩耕地，已经做出了巨大成就，中国的单产在很多方面都有竞争力；接下来，中国还有60亿亩草原，这个广阔的天地既能保护环境、固碳，又能生产出肉、蛋、奶，今后20-30年，草原科技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此外今后30-50年可能更有发展潜力的会是海洋科技及其产业，如果年轻人能够在这些国家当前较薄弱、未来更需要的领域中去寻找课题，前途无量。
主持人倪金城针对中国的乡村振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问题：法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0%，只有2%的人口从事农业活动，而中国目前在农村生活的人口还有5亿，这5亿人并未全部从事农业。由此出现一个问题：农村振兴，是把在农村生活的人留在当地，还是让未从事农业的人们进城选择新的生活方式？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是按照法国的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的方式发展，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发展？
刘公社博士回答：很多人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都有“乡愁”，对乡村有感情，不希望乡村衰败。对于农民，刘博士认为很多年轻人进城了，成了城市的建设者，也有一些富人下乡到农村搞企业，促进了乡村现代化发展。但是一些老人依旧留在农村，国家可能还需要继续扶贫，照顾这些老人；对于农业，南方耕地小，需要走高效集约农业之路，提供高品质无污染的农产品；对于东北、华北和西北，只要能够合理解决水资源问题，可以实施智能化、装备化和半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
黄崎博士回答：中国的农业资源相对于西方国家还是比较贫乏的，传统农业的发展已经快到达天花板，如果要达到欧美的先进水平，则需要改变种植模式和装备。乡村振兴需要进行转型，未来的10年，农产品的供给应该分两类：一类是生态农业，修复土壤改善环境，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改善农产品质量；另一类是都市农业，对于农业资源贫乏的地区，走智慧农业的道路，即“植物工厂”，这其中有很多装置来自工程技术，工农业融合的时代到了。黄博士呼吁在工程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加入到农业振兴的队伍中来。
翁芳芳回答：中国留法人员农业学会曾于2017年接待过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访问团，他们走遍了英国、法国、瑞士及德国这些农业发达的国家，认为在产业链的建立、农技人员的知识水平、乡村基建、扶持政策等发面要有所推进，做好全面规划。
讲座交流过程气氛热烈，参会人员还针对中法在工程师教育合作、农业教育合作、以及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何更加有效的开展交流与合作等一系列议题进行了探讨，纷纷期待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类似的高质量讲座。
